回答是：不能。

理由是三个不利于：

一、大幅或持续贬值不利于中国经济增长。

自2008年世界性经济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受全球需求放缓的影响经济增速放缓。中国的知识界出现了主动贬值的“保市场派”，也就是通过人民币汇率贬值保出口。保市场派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如果要达到稳增长和保就业的目标，中国除了发展内需外，依然需要世界市场，人民币汇率贬值有助于加强出口货物与服务的竞争力。但是，保市场派忽略了整个世界经济的低迷，外需市场事实上是萎缩的，贬值并不一定能真正有效。更重要的一点，保市场派忽视了在美国经济复苏与美元强势周期背景下，低估了贬值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首先、大幅或持续贬值加剧外国直接投资增长放缓。资本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要素。资本在货币形式上就是钱，但资本在物质属性上更表现为技术、组织和服务管理。资本的流动其实更是生产技术、组织管理与服务管理的传播与扩散过程。外国直接投资是我国引进国外资本技术力量的重要途径；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外国直接投资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大力推手。

随着美国资本回报率的提升，美元自2011年进入强势美元周期。强势美元引起国际资本而不仅仅是美国资本的流向变化。同样的，强势美元对我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也产生了冲击影响。虽然外国资本仍亲睐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外国直接投资资本总量在增加，但是也要看到2011年以来我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幅度在放缓。

2011年以来，众多新兴市场国家不同程度的出现了资本大量撤离，发生了货币竞相贬值。如果中国也加入到竞相贬值队伍中，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放缓幅度会进一步加大，这将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其次，大幅或持续贬值会恶化进口环境。贸易，特别是进口贸易是我国引进国外资本技术力量的另一重要途径；同样的，技术进口通过溢出效应带动经济的大力发展。中国当前发展阶段仍是技术追赶型经济，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处于生产技术前沿相比，我们还处于技术链条的中后端，经济增长虽然也鼓励依靠创新驱动，但更重要的还是依靠外部已有技术的引进、消化与吸收，促使产业升级。从过去30余年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资本品与中间品的进口贸易与中国经济增长紧密相关。

假如中国加入竞相贬值队列，将降低中国对主要技术发达国家的技术进口购买力，相对减少技术的进口量，不可避免的对产业调整和技术升级产生不利冲击影响。

二、大幅或持续贬值不利于一带一路战略发展。

次贷危机以来，美国致力主导世界贸易的三大谈判：与欧洲缔结《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IIP）、与亚洲达成《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以及与20多个国家重订《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rade in Service Agreement , TISA）。美国主导的这三大国际贸易协定主要是出于防御目的。美国希望利用这三大协定与欧洲、日本以及其他亚太经济体建立更紧密的联盟，以应对来自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挑战。特别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被国际社会解读为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战略的经济支柱，是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经济分支。美国将三大协定谈判作为明确战略需求的工具，旨在制衡新兴市场经济体尤其是制衡中国快速崛起的地缘经济。

作为应对国际贸易秩序重建风险的重要措施，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一带一路”战略是目前中国最高的国家级顶层战略，它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通过互联互通项目推动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与耦合，发掘区域内市场的潜力，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创造需求和就业。

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和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实质上形成潜在的相互制衡。

“一带一路”的实施前景与人民币的升值和贬值关系极大。如果人民币升值，则外资将持续流入中国，同时也可以支持人民币的对外投资；如果人民币大幅贬值或持续贬值，则不仅对外投资的成本大为增加，而且外资将会流出，加剧全球经济萧条的风险，影响国际产能合作，增加“一带一 路”实施的难度。因此，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有利于中国推动“一带一路”，表达中国作为倡导者与各国在各个领域互联互通、成为命运共同体的诚意。

事实上，自2014年以来，尽管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多次出现明显的贬值走势，但中银“一带一路”人民币汇率指数显示：对“一带一路”地区的数十种货币而言，人民币是整体升值的，意味着人民币在这一地区不仅未采取“贬值促出口”的“汇率战”策略，而且保持了整体的升值，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姿态。

三、大幅贬值不利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推进。

当今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是主要的计价、投资和储备货币。这种货币体系是非对称的。美元与主要大国货币之间实行浮动汇率体制，这些国家为了维持本国货币对美元汇率的稳定性，常需要在外汇市场做出干预，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货币政策的自主性；而美国的美联储在这种货币体系安排中成为了事实上的全球中央银行，它不需担心美元对其它国家货币的汇率，美国拥有巨大的货币政策自主性。为了纠正这种不对称性，中国极力主张使用一种“超主权货币”，比如SDR，由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包括人民币构成一篮子货币，成为全球储备货币。中国希望主要的贸易伙伴的货币盯住人民币，人民币则盯住“超主权货币”。

此外，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中国与世界经济日益紧密，面对放松资金管制的要求。中国希望建立一种新的货币环境，人民币能广泛用于借贷、投资和国际贸易，这样，在贸易和金融交易就能回避货币兑换的汇率风险，特别是当放款资金管制时，能够回避国际投机者对人民币投机引起的货币危机。

可以说，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战略。

本轮各国货币竞争性贬值给人民币造成了巨大的升值压力，这也为人民币走向世界带来了最好的机会。回看历史，不论是当年的美元，还是二战后的马克和日元，它们国际化过程的共同的背景都是在货币升值过程中完成的。因此，人民币要被世界所接受、持有、直到成为国际结算和定价货币，也必须在升值过程中完成。人民币大幅贬值或持续贬值不利于人民币的进一步国际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