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副总统拜登曾公开表示，中国崛起是美国制造的。中国正是借助了美国设计并建立的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才有可能迅速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美国既然能打造出这套体系，就能毁灭它。
美国正将这种威胁转变为现实，它正在动手毁灭这套开放的全球化国际经济体系。当前，美国正专注于主导世界贸易的三大谈判。这三大谈判分别是：与欧洲缔结《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IIP）、与亚洲达成《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以及与20多个国家重订《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rade in Service Agreement , TISA）。美国在这三大谈判中均掌握着控制权。《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将把美国与日本、越南、马来西亚、汶莱、新加坡、智利等经济体连接起来；《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将进一步加深美国与欧盟经济体的联系。通过这两项区域贸易协议可把全球近三分之二的经济体联合起来，美国处于这两大贸易区的核心。除了加强区域贸易的领导力，美国在专业贸易领域也试图重塑与加强美国的领导力。《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由美国和澳大利亚发起，已经开始近两年时间，目前48个国家加入了TISA阵营，其中有美国、日本、欧盟成员国等发达国家，也有智利、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TISA覆盖了全球70%的服务贸易，年贸易规模可达4万亿美元。中国及其他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不在这三大协定谈判范围之内。
可以看出，美国主导的三大国际贸易协定主要是出于防御式进攻策略，是划分势力范围的“冷战”思维的新表现。美国希望利用这三大协定与欧洲、日本以及其他亚太经济体建立更紧密的联盟，以应对来自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挑战。俄罗斯没有被纳入《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IIP），中国也不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贸易谈判的一员，在全球服务贸易排名前20位的国家中，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市场经济体也未被纳入进《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特别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被国际社会解读为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战略的经济支柱，是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经济分支。美国将三大协定谈判作为明确战略需求的工具，旨在制衡新兴市场经济体尤其是制衡中国快速崛起的地缘经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积极参与多边或双边贸易与投资合作，迅速融入国际经济活动，成为全球经济重要的贸易力量，在全球经济危机期间对世界经济的增长贡献超过50%，但中国仍被排除在这三大协定谈判之外，同样的，具有重要贸易力量的俄罗斯、巴西和印度等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也被排除在这三大协定谈判之外，充分彰显了美国重构21世纪世界贸易规则、缔结或加强地缘政治与经济联系的新世界秩序观念，即：放弃战后多边主义框架，采纳双边和区域协议，其战略目标是与部分国家达成优先的贸易和投资交易，通过增强的双边主义获得进入市场的渠道；此外，通过设置更高的监管标准与准入门槛，建立地区性贸易机制，遏制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的崛起。
美国推动的新世界贸易秩序将带来全球化大分裂时代。以柏林墙倒塌、前苏联解体为标志，世界经济进入贸易全球化多边主义的初期阶段。所谓多边主义是指各国在追求共同目标的过程中合作制度化。世界主要贸易国抛弃各自的狭隘利益考虑，为维持贸易的公平与自由、实现共同的繁荣，在《关贸总协定》的基础上达成广泛的国际共识，创立了WTO。中国、俄罗斯、越南、巴西等曾经的社会主义阵营分子也被接纳入全球性质的WTO。在WTO机制下，所有的成员都是自由秩序的受益者。根据世界银行以2005年基准价格基于购买力平价统计数据，在1991年全球GDP约为36,384亿国际元，2008年全球GDP约为657,733亿国际元。短短不到20年期间，全球化的国际经济秩序令世界经济取得了令人惊叹的增长奇迹。但是，现在给全球经济带来广泛利益的国际贸易秩序受到美国出于私利的威胁，面临全球化大分裂的危险。一旦三大协定谈判成功，世界经济秩序将泾渭分明的分为两大阵营，形成经济甚至政治上对峙的两批力量。
不难看到，基于双边或地区性贸易协定形成的全球化分裂格局将严重影响世界经济繁荣的传播与扩散，尤其显著地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增长力量。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伟大经济学家李嘉图发现：对外贸易可以让一国更有效率的分配自身的生产性资源，能大大提高一国的经济效率、改善一国的经济状况。也就是说，公平、公正的自由贸易并不是一场一国赢取而另一国受损的经济利益零和游戏，而其实是一场通过发挥贸易国比较优势能够获得正收益的经济游戏。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的显著成长就是经济得益于全球化最好的例证。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带来了全新的国际分工：发达国家企业将拥有高劳动生产率技术的生产基地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提供低工资成本劳动力，两者紧密结合进行生产。发达国家高劳动生产率技术与发展中国家低工资组合充分发挥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各自的比较优势，成倍的改善了劳动生产率，带动了全球经济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借助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国确立了“世界工厂”的地位，迅速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假若美国主导的三大协定谈判取得成功的话，它将直接摧毁与扼杀WTO，在以美国为中心的区域国家与另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之间设置贸易壁垒，施加市场准入限制，降低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尤其是破坏20世纪90年代以来给全球经济特别是中国经济带来福祉的国际新分工形式。全球化的分裂格局无疑将伤害整个世界经济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增长福祉，美国正采取断己一指伤敌一臂的做法阻止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从全球化红利中获取巨大经济利益。
中国必须对国际贸易秩序重建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采取措施与做出反应。中国应一改过去对外交往“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的方针，积极展示出更开阔视野、更积极作为的姿态，努力推动国际秩序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从短期来说，继续把周边邻国关系作为优先发展方向，塑造一个更加平和、稳定、繁荣的周边环境。首先，区别对待、选择性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日本与菲律宾是美国的亲密的、坚定的盟友，它们将坚决的加入美国阵营，中国几乎不太可能改善与它们的关系，在经济上难以进一步提升合作空间；印度、越南等已经与中国在经济方面有紧密合作的国家，大家具有较强的共同经济利益，尽管当前中国和印度、越南等存在领土争端，但只要处理得当，不使关系恶化，这些国家都是可争取的经济利益共同体；缅甸、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尚未与美国缔结正式同盟关系，这些国家对中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它们可以与中国共同分享贸易往来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特别的，印度尼西亚作为东南亚最大的经济体，有着不断壮大的市场，贸易限制少，不仅可以为中国提供巨大的出口市场同时可以为中国转向东南亚提供基石。韩国、泰国等国家很好的处理了与中美两国的关系，协调平衡好同美国的安全同盟关系与同中国良好的贸易关系，进一步促进与这些国家的交流有利于扩大中国的经济利益。其次，加强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Conference on Interaction and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in Asia，CICA，简称“亚信”）组织合作程度。2014年亚信峰会在中国上海召开，引起西方世界广泛关注。亚信现有24个成员国，主要包括中国、俄罗斯、韩国、阿联酋、印度、伊朗、以色列等，它的宗旨是在部分亚洲国家间讨论加强合作、增加信任的措施。亚信不仅重视亚洲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希望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与整个亚洲地区经济进步，更是期望推动欧亚互动，希望通过亚洲广大发展中国家与欧洲众多发达经济体广泛交流与合作，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实现欧亚经济互动。提高以中俄两国为核心的亚信合作程度将有助于区域贸易活动也有助于区域安全。
从长期来说，中国应致力全球改革与多极化合作，推动更加平衡的世界，打造更加广泛、自由、公平的贸易秩序。首先，努力深化中国与欧盟的经贸合作，促进与欧盟的横向商业合作发展。当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中国愿意与欧盟达成双边贸易协定。但是，很显然很多欧盟成员国对此心存戒备，不愿与中国打交道，而更愿意与美国等缔结《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IIP）。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欧盟是世界上的主要力量、主要文明和主要市场；它也是唯一一个有可能与中国深入合作的发达经济体。中国与欧盟之间更多的贸易往来有利于中欧经济，同时，也能带来更加平衡的世界。此外，努力启动并推进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是美国以发展区域市场关系作为其重返亚洲战略的一部分，但它把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最大出口国—中国排除在外。缺少中国的亚太区域贸易协议是不完整的，与美国自身的军事利益及在太平洋地区的贸易利益也并不符合，更重要的是，它可能造成区域性的分裂，制造出区域性的不稳定因子。中国应抓住机遇，长期致力于建立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亚太自由贸易区，积极与各国沟通，建立一个平衡、包容、双赢的区域性多边贸易框架，拆掉人为贸易壁垒，促使亚太地区各国之间贸易更加流畅。
更加开放、自由的国际贸易秩序与全球化分工形式符合世界各国的经济利益，更符合中国的经济利益，中国应更加积极的主动参与并逐渐主导国际贸易秩序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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